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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过后该如何追责追偿?听听学者律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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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11-01 16:46:11

国家赔偿、问责和恢复机制需要完善和落实。

□张兼维

有一个案件处理不当。有关当事人被错误拘留了许多年。当他重获自由时,他可能与妻子和家人失散了。这需要问:谁应该为错案付出代价?答案是:国家必须依法赔偿。因为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实际上被委托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代理人。因此,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代理行为发生错误,给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被代理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这种补偿被称为国家补偿。

中国《国家赔偿法》第37条规定,赔偿费用应当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这意味着国家赔偿使用国库支出。就保护受害者权利而言,这项规定相对更有利于实现受害者权利。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落实错案反向调查问责机制,近年来,两所高中和一所高中先后颁布修订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等规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赔偿案件在媒体报道中并不少见,向相关责任人追偿的案件也很少,这使得《国家赔偿法》关于向责任人追偿的规定被冻结。即使责任人被追究责任,他们通常也会受到内部行政纪律处分。

一方面,我国司法长期以来是一种“集体运作模式”——案件由集体在领导下决定和负责,这种人人负责的办案模式往往导致人人不负责的实际结果。一旦错案发生,将有一两个以上的特定调查人员被追究责任。这时,“法律不怪群众”的现象出现了。司法人员的责任、权利和责任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司法权的良性运行。由此可见,只有当司法机构逐渐从集体运作模式转变为个人运作模式时,才能“让法官审判,让法官负责”,才能“让调查人员决定,让裁决者负责”。

另一方面,过错责任通常通过内部机制来实施。司法人员在调查司法人员的责任时,难免会受到伤害。同情心将在软化责任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各方在追求责任时也会受到目的论导向的影响。一些错案往往是由于非法取证造成的,如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当错案得到纠正,相关侦查人员需要追究法律责任时,目的论将立即生效——刑讯逼供的动机是良性的,都是为了解决案件,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当这一目的被用来为不良甚至邪恶的手段辩护时,这种手段的合法性很容易被排除在严格问责的考虑之外。此外,我们国家很少因官员过去的错误而追捕他们。一旦事情发生变化,大事情就会变成小事情,小事情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因此,要解决错案责任问题,必须摆脱错案责任追究中的制度障碍和认知误区。

然而,错误和错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有必要调查是否所有的案件都应该被起诉。应该仔细考虑哪些情况应该处理,哪些情况不应该轻易处理。司法责任制应以司法人员的豁免制度为基础。豁免制度需要明确:错案的司法责任应限于故意和重大过失。例如,法官应该注意责任而不去做(例如,控方或辩方在提出调查某一证据时拒绝调查该证据),或者固执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实际损害。属于认知领域的问题不能被惩罚,因为在判断上有差异。原因是对认知和判断中的问题负责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内在缺陷负责,这显然对司法人员不公平。

因此,在严格追究错案责任的同时,应建立完善的豁免制度,防止错案责任追究的泛化。如果在错案得到确认后,对前一程序中办案人员的责任进行追溯调查,无论他们是否犯有故意违法行为或在办案中是否有过错,势必造成所有司法人员都处于危险之中的局面。相反,它不利于司法的健康发展和司法人员健全人格的培养。总之,在实践中,如何在获得国家赔偿后,科学合理地追究不公正和错案的责任,收回赔偿,需要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作者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认真追究责任,推动司法规范化

-杨威利

如果没有惩罚,就没有警告。一旦问责制度不够严格,威慑力量不够,一些调查人员可能会失去对权力的恐惧,导致司法失范,甚至错案。在这方面,作者认为,只有不断完善国家赔偿制度,认真追求责任和恢复,正义才能更加规范,公平和正义才能更加明显。

一是完善调查机制,夯实问责基础。考虑到一些错案经纠正后可能要追究一些办案单位或领导干部的责任,国家应进行赔偿后的责任追究。调查权应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应邀请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整个过程,以提高调查的可信度。

二是完善处罚制度,体现权责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权力必须问责,责任必须承担,责任必须追究”。当务之急是完善错案反向调查和处罚制度。司法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错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追究错案责任。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在办案中存在共同的过错和缺陷,仍应按照党纪政纪的规定和相关的评价方法进行处理。

第三是充分利用锋利的恢复武器,迫使他们以标准化的方式履行职责。众所周知,国家赔偿不能充分利用财政支出,具体责任人应承担因失误造成的损失。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除非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否则不承担错案责任”这有助于保护法官和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但什么是“重大过失”仍需澄清,以免给一些司法机关“走动”和“保护小牛”的空间。总之,迫切需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追偿的对象、比例和程序。为了加强依法追偿的制度屏障,必须充分利用追偿权,充分利用赔偿权,强制司法人员规范履行职责,谨慎行使权力。

(作者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律师协会理事)

警察之声

应注意如何形成错案原因的证据

-程思清

结合近年来报道的许多国家赔偿案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案件大多是杀人案件,发生在上个世纪。其中,不仅有个别侦查人员急于做出贡献和刑讯逼供的原因,也有过去存在不合理规定的原因,如“杀人案件必须破案”和“破案期限”。这些规定将给调查人员在调查和解决犯罪、定罪和判刑方面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当时警方刑事侦查部门的科技手段落后。例如,他们没有dna比较技术。当发现不明尸体时,除法医检查外,死者的身份主要取决于受害者家属的身份。一旦家庭成员犯了识别错误,缺乏其他验证方法将导致整个调查方向错误。

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佘祥林太太谋杀案”为例。1994年1月20日,张在宇与丈夫佘祥林争吵后失踪。同年4月,在镇上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她的年龄、衣着和身体特征与张在宇相似。后来,张的母亲认出了那具女尸是她的女儿。张在宇的三弟在张在宇失踪后也向警方报案,声称佘祥林涉嫌犯罪。因此,佘祥林被抓获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被判处15年监禁。虽然这起错案的原因之一是调查人员刑讯逼供,但对张在宇家人的错误认定是控制公安机关调查方向的重要诱因。如果女尸的身份没有错,也不会导致错案。

对于错案纠正后是否应追究相关调查人员的责任,笔者认为应关注错案原因的证据(结论性证据或与错案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如何形成的。调查人员故意造成错案、刑讯逼供或者故意出示虚假证据的,应当承担责任。造成错案的主要证据不是调查人员形成的,而是相关证人提供虚假证言,误导调查方向,或者因当时条件不能查明真实情况的,对特定调查人员的处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作者是陕西省的一名基层警官)

检察官之声

界定错案的规则非常重要

□沈菲菲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是否以及如何追究相关侦查人员的责任,以及如何追究一些错案的责任,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就检察机关的表现而言,笔者认为错案意味着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有罪和无罪做出了相反的认定。此处未考虑指控的数量和严重性的原因是,即使在调查阶段、批准阶段或审查和起诉阶段在确定指控时出现错误,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在随后的诉讼阶段也会经常逐步予以纠正。那么,如何制定错案认定规则,就成为检察官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必须研究的关键问题。

首先,如果错案是由检察官对法律适用和证据审查的误解造成的,就没有必要追究检察官的责任。这是因为检察官有时对法律和证据有不同的理解。

其次,如果错案的发生是由于关键证据的变化造成的,就没有必要追究检察官的责任。这是因为证据收集的完备性往往与诉讼进程的推进、人们理解事物的手段的进步以及人们理解事物的一般规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期望公诉人在一定诉讼期间对案件做出绝对正确的判决,这是违背诉讼规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最后,如果错案是由检察官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无论损害程度如何,检察官都必须承担责任。因为检察官必须对自己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下的行为负责。上述三条错案规则的严格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成败,必须引起重视。

(提交人是Xi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教师)

法官的声音

科学责任的合理比例

□吴元中

为了使行使调查、起诉和审判权力的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避免滥用权力,切实履行职责,这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当问责有所顾忌时,相关工作人员才能更谨慎、更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对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进行国家赔偿后,对责任人进行赔偿几乎是世界上的一项普通法。中国的国家赔偿法也规定了恢复和问责制度。

司法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关口,如同侦查和起诉的两道关口一样,会因个别工作人员的徇私舞弊、重大过失等原因造成错案。它也容易受到相关部门的影响。它只片面地关注合作,却忽视了对合作的限制,因而未能在关口做好。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追偿和问责仅适用于故意违法行使权力或重大过失的案件,如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并且由于客观条件,不会进行恢复。因此,只要法官正常履行职责,不人为误判案件,一般就没有必要担心恢复和问责。

为了不挫伤法官正常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问责和追回机制,具体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应追究责任,应遵循什么程序。只有确定责任,合理设定追偿比例,根据过错程度调整追偿比例,不滥用追偿权,无辜者和法官的正常履行职责才能不受损害。为了确保责任的科学认定和合理的追偿比例,防止问责过程中的权力滥用,有必要注意问责部门和人员构成的权威性和中立性,允许问责者申辩,并将问责权置于有效监督之下。

(作者是山东省济南市钟石区法院法官)

律师的声音

过度问责或对错案康复的影响

-徐浩

对于已被证明无罪的错案,给予国家赔偿并追究相关调查人员的责任同样重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将错案改判为无罪,更难追究相关调查人员的责任。一般来说,难以追究责任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案件大多是集体决定,责任主体难以界定。二是追究错案责任。对于调查人员来说,轻的将影响他们的晋升,而重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并被判处监禁。特别是一些影响很大的案件,涉及人员多、级别高、阻力大。目前采用的内部问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第三,缺乏相关的支持机制。例如,关于如何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限制和干涉,确保调查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为自己辩护的渠道,仍然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

然而,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应防止过度问责和不合理处理。对于错案当事人来说,他们最迫切的呼吁是恢复他们的自由和清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然后考虑追究责任的问题。如果过早过分强调问责制,不仅会导致更大的阻力和恢复错案的困难,还可能导致新的错案。

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故意或严重违反事实和法律,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认真追究责任。如果办案人员只是由于法律水平低或者由于办案的科技条件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而造成的对事实的不完全了解而错案,则不应当追究其责任。

(作者是北京史静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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